摘要：
来源：观潮财经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又一整治案例。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则通报，在辽宁金融圈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原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高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来源：观潮财经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又一整治案例。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则通报，在辽宁金融圈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原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高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然而，这则看似寻常的金融反腐通报背后，隐藏着更为戏剧性的情节——与高翠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她的丈夫何万军，华汇人寿党委书记、临时负责人。这对长期深耕辽宁保险业的夫妻，在过去的数年里，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搭配，悄然掌控了辽宁省（不含大连）仅有的两家保险法人机构。
更为讽刺的是，这两家被夫妻二人分别“把持”的保险公司，经营状况长期呈现尴尬局面，却依然存续。这种“监管者下海经营、经营者背后有靠山”的闭环模式，在辽宁保险业内部早已不是秘密。
高翠与何万军的双双落马，不仅揭开了辽宁金融领域“夫妻店”式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更引发了人们对东北地区营商环境、金融监管与市场边界、以及“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一魔咒背后深层逻辑的再度审视。这起案件，或许将成为观察东北金融反腐走向与改革深度的关键样本。
01
权力夫妻从同窗到“分治”的坠落之路
4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监察组与辽宁省纪委监委联合发布消息，正式宣布对高翠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几乎在同一时间，消息传出，高翠的丈夫何万军也已被带走接受调查。这对在辽宁保险业深耕多年的夫妻档，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同时走到了职业生涯的终点。
高翠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企业财务领域，曾担任辽宁国际香港财务经理，辽宁国际合作集团财务处处长、副总经理。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是地区监管“一把手”，其职业生涯跨越了监管者到经营者。
高翠：1968年2月出生。曾任职于辽宁国际（香港）担任财务经理，后任中国辽宁国际合作（集团）财务处处长、副总经理。2001年8月，进入原保监会辽宁监管局，历任财产险监管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局长。2011年4月，升任原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1年8月，高翠的人生轨迹发生重要转折——她转入保险监管系统，担任原保监会辽宁监管局财产险监管处处长，此后历任办公室主任、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务。2011年4月，43岁的高翠升任辽宁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成为当时保险监管系统内少有的女性省级局局长。
机构改革后，高翠转任金融监管总局辽宁监管局局长。大约在2017年前后，她离开监管岗位，开始负责筹备融盛财险。2018年6月，融盛财险获批开业，东软集团创始人刘积仁担任董事长，高翠则出任公司党委书记，完成了从监管者到被监管机构高管的身份转换。
何万军，比妻子高翠年长一岁，同样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与高翠类似，他的职业生涯也始于财务领域，但路径更为多元，在学界、政界、商界之间多重身份转换。
何万军：1967年出生，被查前担任华汇人寿党委书记、经管会主任、临时负责人，由大连三德投资提名拟任华汇人寿董事。历任东北财经大学教师、辽宁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财务处副科长、人保辽宁省分公司办公室秘书、辽宁国际合作集团财务处副处长、香港中辽董事会秘书、香港中辽财务投资董事总经理、东北电气（香港）总经理、东北电气发展董事、新东北电气高压开关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永诚财险董事会秘书、中再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华汇人寿筹备组副组长、华汇人寿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安邦资管副总经理。
何万军最初在东北财经大学任教，完成从学界到政界的第一次跨越。此后，他进入辽宁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财务处工作，后又转至中国人保辽宁省分公司办公室。在辽宁国际合作集团工作期间，他与高翠成为同事，这也为两人后来的结合埋下了伏笔。
何万军的保险从业经历颇为丰富。他先后担任永诚财险董事会秘书、中国再保险（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2011年华汇人寿成立时，何万军作为筹备组副组长参与筹建，公司正式成立后出任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2013年，华汇人寿因股权纠纷被原保监会限制资金运用范围并暂停新产品报备，何万军于2014年离开，转任安邦资管副总经理。2016年3月，他重返华汇人寿，2019年7月起担任该公司临时负责人、党委书记、经管会主任，这一“临时”身份一直持续到被调查前，长达7年之久。
在辽宁省内仅有五家保险法人机构：融盛财险、华汇人寿位于沈阳，归辽宁金融监管局管辖；百年人寿、中荷人寿、日本财险位于大连，分属大连金融监管局管辖。
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高翠与何万军夫妻二人，在被查之前分别执掌融盛财险和华汇人寿，实质上“瓜分”了辽宁本土保险业的半壁江山。妻子曾是该领域的最高监管者，丈夫则是重要市场主体的实际控制人，这种“监管-被监管”的亲密关系，在当地保险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融盛财险：科技光环下的持续亏损
融盛财险是辽宁省首家法人财产保险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获得原保监会批准筹建，2018年6月29日正式获批开业。公司注册资本金11.95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辽宁省沈阳市。
从股东结构看，融盛财险带有明显的“科技+本土”色彩。公司由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弘焜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汇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联合发起设立。
其中，东软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3.05%，其创始人刘积仁担任公司董事长。
目前，该公司最小股东汇能投控集团所持有的5.0209%股权正处于被质押状态。成立至今，融盛财险并未发生股东股权方面的其他变化。
融盛财险的经营范围包括机动车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以及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公司以“车联网+大健康”双核驱动为创新模式，试图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精准识别客户需求。
融盛财险的董事长一职稳定，自成立以来一直由刘积仁担任。而总裁职位却近乎一年一变，成立至今已有6任总裁职权。
刘积仁：1955年生。2018年10月起任融盛财险董事长。现任东软集团董事长，兼任辽商总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
目前该公司由史翔担任正式总裁，其于2025年6月正式获批出任该职位，至今任职近1年，并在此之前任职过一段时间的临时负责人，为该公司在这一职位上任职最久的高管。
史翔：1981年生，中国精算师协会正会员。现任融盛财险总裁。曾任安邦保险集团健康医疗创新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华海财险总经理助理、总精算师、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路财险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等职务。
尽管背靠东软集团等科技企业股东，融盛财险自成立以来的经营表现却难言乐观。2025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公司全年实现保险业务收入6.79亿元，但净利润为-2738.73万元，投资收益率4.84%，综合投资收益率4.53%。
更为严峻的是，自2018年开业至2025年，融盛财险累计亏损已超5亿元，至今尚未实现盈利。2025年，公司综合成本率高达116.49%，远超行业普遍认可的100%盈亏平衡线。
从业务结构看，融盛财险呈现“非车险主导、渠道过度依赖外部合作”的特征。2025年车险签单保费仅1.51亿元，占比21.90%；非车险业务前五大险种签单保费合计3.44亿元，占比50.05%。销售渠道方面，经纪渠道占比高达50.41%，代理渠道占40.00%，而直销渠道仅占9.62%，自主获客能力薄弱。
华汇人寿：股权纠纷阴影下的“植物人”状态
华汇人寿成立于2011年12月，注册地同样位于沈阳市。作为一家寿险公司，华汇人寿本应在中国保险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中成长壮大，却因公司治理问题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状态。
公司的困境始于2013年。因股权纠纷问题，华汇人寿被原保监会限制资金运用范围并暂停新产品报备。这一监管措施如同给公司戴上了“紧箍咒”，使其业务发展几乎陷入停滞。
华汇人寿的股权纠纷根源在于“实德系”通过复杂的代持结构实际控制公司100%股权，违反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不得超过20%且不得代持的规定。
2012年实德系债务危机引发股权转让协议，随后各方诉讼不断，导致公司治理瘫痪、年报连续多年无法披露、业务发展严重受限。虽然2021年诉讼全部完结，但股东股权仍处于质押/冻结状态，公司治理整改尚未完成，经营仍面临挑战。
更为严重的是，自2013年6月以来，华汇人寿拟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无法取得任职资格核准。
据华汇人寿官网显示，目前该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实有7名董事（含拟任）。其中，仅1名董事任职资格于2012年获批，其余董事均为拟任状态。同样的，该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实有3名监事，均为拟任状态。
董事会、监事会中具有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人数未达到法定人数，导致董事会、监事会不能正常运行和履行相应职责。公司的主要合规制度政策未经董事会审批，有效性存在不确定性。
华汇人寿的经营数据令人触目惊心。其近10年来的年报信息均未披露，而从近年偿付能力报告中数据看出，其保费收入在微小基数上仍在逐年下降，而净亏损却始终超出保费数个量级。
2025年，公司累计保险业务收入仅79.53万元，净亏损却高达7071.11万元。投资端同样表现糟糕，累计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投资收益率均为-1.49%，近三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和平均综合投资收益率均为-0.01%。
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公司总资产6.95亿元，净资产5.8亿元，净资产收益率-11.49%，总资产收益率-9.73%。风险综合评级自2022年一季度起一直为C类，已连续12个季度偿付能力不达标。
业务层面，华汇人寿的困境更为明显。2025年第四季度，公司仅存一款可售团体定期寿险，但无法形成团体保障计划，且未成功备案新产品、开展新业务。公司官网显示，其产品种类单一，期末个人营销员数量为0。
尽管业务基本停滞，华汇人寿的管理层却依然能够获得丰厚回报。
何万军自2019年7月起担任公司临时负责人、党委书记，这一“临时”身份持续了7年之久，期间曾拟任总裁但任职资格未获批复。在业务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公司高管们却依然享受着保险行业的高薪待遇，这种反常现象在当地保险业内早已引发诸多议论。
02
深层信号：东北金融反腐进入深水区
沉疴积弊，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向来有之。高翠与何万军夫妻的双双落马，绝非一起孤立的金融腐败案件。这起“监管者+经营者”组合的崩塌，释放出多重深层次信号，折射出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的沉疴与新一届金融监管体系的决心。
“一家两制”的权力寻租模式终结
在传统的金融腐败案件中，常见的是监管者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利益输送，或是金融机构内部的集体腐败。但像高翠、何万军这样，夫妻二人分别掌控监管权和经营权，形成“一家两制”的权力闭环，在保险业内实属罕见。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妻子作为前监管局长，深谙监管规则与漏洞，能够为丈夫执掌的华汇人寿提供“精准指导”；而丈夫作为险企负责人，又能为妻子执掌的融盛财险提供市场资源与行业人脉。
两人在辽宁保险业内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将公共权力与市场资源进行了家族化整合。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夫妻店”模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表面上看，高翠与何万军分别在不同机构任职，符合监管规定的回避要求。
但实际上，通过夫妻间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他们能够绕过监管限制，实现权力与利益的互换。这种“化整为零”的腐败模式，比直接的权钱交易更为隐蔽，也更具危害性。
金融反腐的“穿透式”监管升级
高翠、何万军案件的发生，正值新一轮金融反腐向纵深推进之际。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后，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强化监管的穿透性、打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利益勾连，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向。
这起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几个重要趋势：
一是监管机构对“旋转门”问题的重视。高翠从辽宁保监局局长转身成为融盛财险党委书记，这种监管者到被监管机构高管的身份转换，本身就容易引发利益冲突。
二是对亲属关联交易的严格审查。何万军作为高翠的丈夫，长期担任华汇人寿负责人，这种亲属关系在任职时是否进行了充分披露和回避，值得深究。
三是对“影子控制”的打击。何万军以“临时负责人”身份执掌华汇人寿长达7年，这种长期“临时”的状态，往往是为了规避正式任职的审查程序，实现实际控制而不承担正式责任。
东北金融生态的沉疴与痼疾
高翠、何万军案件并非东北金融腐败的孤例。近年来，东北地区金融领域腐败案件频发，暴露出该地区金融生态的深层次问题。
从吉林信托连续四任董事长因贪腐落马，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显刚受贿贪污案，再到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原副行长刘明被查，东北地区的金融腐败呈现出系统性、塌方式的特点。
这些案件共同反映出几个问题：一是政商关系不清，权力干预市场现象严重；二是公司治理失效，内部制衡机制形同虚设；三是监管俘获普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利益同盟。
华汇人寿的案例尤为典型。一家寿险公司因股权纠纷被监管限制长达十余年，业务基本停滞却依然能够存续，管理层还能领取高薪，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公司治理的失败，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局部监管体系与市场机制的失灵。
当一家金融机构陷入“植物人”状态却无人负责、无人问责时，说明该地区的金融生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金融镜像
“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一说法，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标签化色彩，但其背后反映的东北地区营商环境问题，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高翠、何万军案件为“投资不过山海关”提供了最新的金融注脚。
当监管者可以轻易转身成为被监管机构的高管，当金融机构负责人可以凭借亲属关系获得特殊关照，当一家公司可以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而无人问责时，外部投资者自然会望而却步。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础是规则与法治。当规则可以被权力随意扭曲，当法治让位于人情与关系，金融市场的公平性与透明度就无从谈起。
华汇人寿股权纠纷十余年未解，融盛财险持续亏损却依然能够获得股东支持，这些现象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在东北的部分金融领域，市场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权力与关系的权重仍然过高。
2016年10月，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议上曾语重心长地表示：“网上有一种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可千万不能让这种说法变成现实啊！”
近十年过去了，从高翠、何万军案件来看，要彻底扭转这一印象，东北仍需在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上下更大功夫。
多维原因交织的困局
东北地区金融领域问题的形成，是历史、体制、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从历史维度看，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比重高，市场意识相对薄弱。这种历史积淀使得权力干预经济、政企不分的现象较为普遍。
从体制维度看，金融资源的配置往往与行政权力紧密挂钩，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选任、业务审批等环节容易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
从文化维度看，“关系社会”的特征在东北地区较为明显，人情往来、圈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市场规则的严肃性。
此外，监管资源的不足与监管能力的局限也是重要因素。面对复杂的金融创新与隐蔽的利益输送，基层监管机构往往力不从心。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人员流动，又进一步模糊了监管的边界。
03
破局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
高翠与何万军夫妻档的落马，是东北金融反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不应成为终点。
这起案件暴露出的“监管者下海经营、经营者背后有靠山”的权力闭环，以及华汇人寿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却无人问责的荒诞现象，都需要深刻的反思与彻底的改革。
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关键在于构建法治化、市场化的金融生态。
这需要多管齐下：一是强化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与专业性，严格限制监管者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防范“旋转门”风险；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董事会、监事会发挥实质作用；三是加大金融反腐力度，对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行为零容忍，形成有效震慑；四是培育健康的金融文化，让规则意识、契约精神深入人心。
东北的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的健康运行离不开良好的生态。高翠、何万军案件的查处，展现了新一届金融监管体系刮骨疗毒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真正实现“投资争过山海关”的良性循环。
当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法治成为金融运行的基石，东北的金融生态才能真正焕发生机。这不仅是东北振兴的需要，更是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高翠、何万军案件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
